诗人苏金伞的“贵人”

      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，大多都喜欢新诗，像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，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郭小川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，李瑛的《生命是一片叶子》，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，艾青的《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》等，读起来如痴如醉，常常影响了吃饭和睡觉。周口同乡、大学同窗的郑岗领、毛德富，我们三人就是其中的一分子。

       郑岗领，河南西华县，1953年人。据说，1977年高考，他的作文《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》是全地区最高分，被后几届的同学作为“范文”广为传阅。他读诗，写诗，论诗，言谈举止里都散发着浓厚的诗人气息。

       毛德富，河南扶沟县，1956年人，高中毕业。回乡务农期间时常有“农业学大寨”的通讯报道在县域媒体出现，入职县纺织厂后,又开始关注“工业学大庆”的新闻热点。

       因同乡关系，又属同龄人，课余之后很能谈得来，特别是上过“中国现代文学课”之后，彼此间的交往更加密切。

       鲁迅投枪匕首式的杂文，郭沫若山呼海啸、天崩地裂般的新诗，茅盾愤怒控诉封建买办滔天罪恶的长篇小说，郁达夫清新明丽、韵味悠长的散文，“润物细无声”地影响了同学们的精神世界。特别是听刘济献先生讲课，更是一种美的享受，课堂上，他旁征博引，滔滔不绝，学子们热血沸腾，激情难抑，课余之暇，他循循善诱，娓娓道来，大伙儿如沐春风，心旌荡漾，神游八极。那时候，有很多同学是很亲近他的。我和岗领、德富在他门下走动最勤，请教最多。

       上大学二年级时，刘先生正收集、整理“五四”诗人徐玉诺的诗文，有一次，他忽发感慨：河南的徐玉诺、于赓虞、苏金伞，对“五四”新诗的发展是有贡献的，可翻遍王瑶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，刘绶松的《中国新文学史初稿》，丁易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略》等流行的教科书，连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看不到。

       徐玉诺，鲁山县人，文学研究会第一批入会的会员，1922年，他的新诗集《将来之花园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是文学研究会“为人生而写实”的力作。

       于赓虞，西平县人，中国“恶魔诗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作品有《晨曦之前》《魔鬼的舞蹈》《骷髅上的蔷薇》《孤灵》《落花梦》《世纪的脸》等，主张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强调情感与形式的完美统一；诗中常通过“黑夜”与“黎明”，“死亡”与“重生”意象对照，抒发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及对光明的执着向往。

       苏金伞，睢县人，“乡土派”诗人，他的《三黑和土地》曾被叶圣陶先生选入小学《语文》课本。

       刘先生不经意间的一席话，打开了我们对“五四”新诗了解的一扇窗，幽然洞开，看到了文学领域的另一片天地，同时也点燃了想拜见采访三位诗人的欲望之火。稍顷，刘先生不无遗憾地说，徐玉诺、于赓虞早已病逝，苏金伞尚健在，可惜是“摘帽”右派，不知愿不愿接待来访者。未等他感叹的余音消失，师兄弟三人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，那就见见苏金伞，方便时您给引荐引荐。后来不知是刘先生给写的引荐信，或是他事先沟通好的，反正在经七路河南省文联办公室见到了苏先生，访谈成功，收获满满，时间应是1979年的深秋。

       未上大学之前，生活在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的乡下，活动范围没超过10公里，朝夕相处的是面向黄土背朝天，大字不识几个的村里人及周边的亲戚，所谈所议均是六畜兴旺，焦芝麻炸豆之类。高山仰止的诗人，仿佛在遥远的星空。见到了苏先生，方从“梦幻”中醒来，原来诗人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，生活在大千世界里，油盐酱醋茶，风霜雨雪，片刻也不曾远离，不同的是，他们心中有彩虹，脑海里有奇思妙想，而且手中的笔，还能将它用最精美、最灵透的语言表现出来，绚丽灿烂，满是画意。

       见过苏先生之后，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他的第一部诗集《地层下》，读后感觉他的诗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诗风朴实、清新、自然，与我的审美意念相吻合，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寻找他的其它作品，认真拜读，深思领悟，并逐渐产生了单独请教苏先生的念头。

       大约是1980年春节之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我直接去了苏先生的办公室，落座之后，没有寒暄，没有客套，清晰地表达了要研究他诗作的想法，并请他讲讲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       历经风霜，饱受苦难的苏先生，听了我的诉求，沉思片刻，慢声细语地说起了如烟的往事，和跌宕起伏的岁月。

       苏金伞，原名鹤田，1906年出生在河南睢县一个有100多亩土地的中等地主家庭，祖父读过私塾，没有功名，父亲粗通文墨，勤俭持家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祖父封建意思浓重，在家里十分霸道，而父亲却懦弱无主见，30多岁了还常被父亲踩着辫子毒打，一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。

       豫东一带有“隔辈亲”之说，这一点在苏先生家里表现的最为明显。尽管祖父看到儿子像见了仇人似的，格外不顺眼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而对小孙子却很钟爱，教他读书习字，送他上新式小学堂，从没打骂和呵斥过。

1920年，年仅14岁的苏先生考入开封河南第一师范时，正值“五四”启蒙运动的第二年，“文学革命”的烈火烽烟四起，渐成燎原之势，各种新思想，新潮流、新文化如洪水般涌向古城开封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未几许，他便已沉醉于新文学运动的汪洋大海里。郭沫若的诗，鲁迅的小说，周作人的散文，每每爱不释手，烂熟于心。而这期间，最让他产生感情共鸣的是刚走出校门的师兄一一徐玉诺的新诗。

       徐玉诺，名言信，字玉诺，笔名红蠖，后以字行，1894年出生于河南鲁山县徐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915年考入开封河南第一师范，入校不久，他就以文学创作名声鹊起，后来享誉京沪的《晨报副刊》《时事新报.学灯》《小说月报》常有他的诗文发表。其中的几首小诗对苏先生触动特别大。

       其一是《夜》，“夜，黑色的夜，压在我的心上，我听见，远处的犬吠，和近处的虫鸣。我想喊，但是喉咙被塞住了。只有眼泪，默默地流着，流着。”

       其二是《秋晚》，“我何恨于秋风呢？年年都是这样，它是自然之气，可怜我落伍的小鸟，零丁，寂寞。懒涩涩的这枝绿到那枝。没心的飞出，最伤心晚间归来，似梦非梦的，索性忘却了我是零丁，寂寞。秋风啊！你虽说是咯咯的响个不住一一藉红叶儿宣布你的萧杀和凄凉，但是我有什么怀恨于你？”

       其三是《故乡》，“小孩的故乡藏在连天的暮云里了。云里的故乡呵，温柔而且甜美！小孩的故乡，在夜色罩着的树林里小鸟声里，唱起催眠歌来了，小鸟声里的故乡呵，仍然那样悠扬，慈悯，小孩子醉眠在他的故乡里了。”

       这几首小诗简洁明快，意境幽美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在一师的同学中广为传诵。尚是少年的苏先生，反反复复读了几遍，暗自揣摩，时不时地自言自语，这样的“小诗”我也能写呀！之后，他私下里以徐玉诺《雪朝》和《将来之花园》里的诗为“蓝本”，开始了新诗创作。

       徐玉诺的诗歌成就，于无形无意中使苏先生热爱上了新文学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。

       从1920年初识徐玉诺的大名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几十年间，苏先生和他的这位师兄从未相见过，但心中的“敬意”却是客观、真实存的。1949年他从北京军管会奉命回开封筹备河南省文联，下马伊始，就请在鲁山任中学校长的徐玉诺来开封一同参与“文联”的筹备事宜，并推荐他为“组织联络部部长”，在生活和创作上尽情给予关照。如土地改革初期，他想了解土改对中国革命和现实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以及农民群众对土改的态度，作为省文联领导的苏先生就上下协调关系，让他带队去许昌地区鄢陵县的五女店亲自参与土改，负责一方事务，以便获取更多的第一手人文资料。

       徐玉诺性情古怪、乖张，生活散漫、随意，很不适应刻板的机关工作，与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多有“隔膜”，每逢二者不“合谐”时，苏先生就左劝右说，求大同存小异，避免龃龉。

       苏先生小徐玉诺12岁，但他1927年就加入了党组织，坐过国民政府的牢，老早去了解放区，又在京城历练过，政治上比较成熟。徐玉诺虽然倾向进步，拥护共产党，热爱新社会，毕竟大半生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度过的，身上沾染了不少旧文人的习气。怎样改造其思想，使他早日融入革命队伍。苏先生没少费心思下功夫。即使这样，徐玉诺有时也流露出不满情绪和言语上的不敬。有一次苏先生讲，1980年，上级党组织宣布给他“平反”时，也同时将当年的有关材料销毁，这销毁的材料里就有一份徐玉诺写的“检举信”，真让人哭笑不得，然而，这并没有在他心里留下印痕。他说，那个时代过来的人，为了自保自救，谁不曾违心的说过错话，做过错事，批判过他人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呀！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好，“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”。

       1979年的10月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，会议期间，苏先生专程去看望叶圣陶先生，因老人家午休未醒不便打扰，就留了个话匆匆而别。

       苏先生来访之前，有件事一直困扰着叶先生。前些日子，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的两位青年学子来信说，徐玉诺的后代蜗居小山村，生活困难，年逾30尚未婚配。闻言很是不安，可一时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，苏先生的来访，茅塞顿开，他认为苏先生忠厚老实，办事稳妥，完全可以将这件事托付他去办理，于是致信曰：“徐玉诺之二子（应是二孙）在鲁山乡间……年皆三十余，贫困尚未结婚……敢恳请有关方面酌情照顾。我意如此，请足下审度其妥当与否。”

       叶先生致函时，苏先生自己的“右派”案子还在“复查”中，然而他顾不得这些了，拿着叶先生的信直接找到河南省“右派摘帽办公室”的负责同志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，接待他的负责人“慨然答应给了一个名额，安排玉诺孙子的工作，并通知鲁山县委设法解决。鲁山县委极为重视，终于给玉诺的长孙徐甲安排了工作。”

       通过帮助徐玉诺之孙找工作，解决生活困难这件事，叶先生对故交的“情”，苏先生对同门师兄的“义”表现的是淋漓尽致。

       如果说，徐玉诺充满乡土气息的新诗，将苏先生引向了新文学创作之路，那么，“托举”他走出黄淮平原，面向更广阔天地的大力，则是来自乡土派诗人的杰出代表臧克家之手。

       臧克家，长苏先生一岁，1905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，1923年夏，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，开始习作新诗，1925年8月，首次在全国性刋物《语丝》上发表作品。1930年入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，得到闻一多、王统照的教诲与帮助，诗之境界和艺术修养更上一层楼，1933年，第一部诗集《烙印》面世，次年，第二部诗集《罪恶的黑手》出版，从此蜚声文坛，解放战争时期，在上海，主编《侨声报》的文艺副刋《星河》《学诗》和《创造诗丛》《文讯》等，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，苏金伞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      与臧克家相比，苏先生的生存圈子自始至终都没出开封城，诗的笔触依然停留“故乡”这块热土上。《大公报》等知名报章杂志虽然对他的诗“青睐有加”，而他却没有一个“结晶体”一一诗集出现，直到1947年臧克家为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主编《创造诗丛》，才邀请他将过去的诗选编个集子。

       1947年之前，苏先生和臧克家俩人相互倾慕，诗心相通，多有书信来住。他在《创作生活回顾》一文里曾深情地写到：“解放战争那几年，南北阻隔，我们全靠书信来往。他在上海，我在开封。时局动荡，信件经常遗失。他总会把新作抄录两份寄给我，怕中途遗失。我们二人写诗路子相近，都不肯写风花雪月，一心盯着土地和百姓苦难。每次通信，除了交流诗歌写法，也互相宽慰乱世境遇。虽然见面次数不多，精神上一直彼此支撑。”

       正是有这种情感作依托，所以，臧克家一旦有了主编诗歌丛书的权利和机会，马上想到了远在北方的老朋友。晚年，苏先生在《创作生活回顾》专门章节说到了这一层。

       四十年代我一直在河南一隅写作，作品很难走到全国读者面前。1947年，臧克家在上海主编“创造诗丛”，主动来信向我索要诗集稿件。

       我当时只是一个地方上默默无闻的教师，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诗可以编入全国性诗丛书。没过多久书稿寄去，克家不但爽快收录，还特意抽出时间为《地层下》写序。那篇序言不长，却一下子点透我写诗几十年追求的风格。

       苏先生的诗集在上海出版，大诗人臧克家亲自作序，高度评价，极力推崇，使其名声大噪。次年，即1948年，他的第二部诗集《窗外》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。

       作为地方普通高校的一名体育教员，两年内在新文学、新文化的核心一一大上海出版了两部诗集，别说区区中原文坛，就全国而言也是很轰动的，自此，苏先生便告别体坛，跻身新诗歌创作主流大军的行列。1949年应邀到豫西北革命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，受到中原军区首长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的热情接待。

       在苏先生诗歌成长之路上，叶圣陶先生的热情扶持，鼎力相助也是功不可没的。

       一直关注农村社会，心里全是穷苦老百姓身影的苏先生，到了解放区，看到获得新生的广大农民群众，在自家田地里辛勤耕耘时的幸福和喜悦，触景生情，笔走龙蛇，一首快炙人口的小诗《犁耙地》跃然纸上。

       农民一有了土地，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。活像旱天的鹅，一见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。

       恨不得把每一块土，都送到舌头上，是咸是甜，自己先来尝一尝。

       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，躺在土里试一试，看温暖不温暖，合适不合适。

       三黑就是这样地翻着土地。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每一寸土地都给翻起，每一块土疙瘩都给细细打碎。

      地翻好，又耙了几遍，耙得又平又顺溜，看起来像妇女们刚梳的头。

       ……

       由于《犁耙地》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太投入、太细腻、太逼真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，这太有点“小资情调”了，主人公“三黑”觉悟不高，小农意识太重，也不够典型，代表不了翻身后的广大农民。一句话，《犁耙地》没有写宏大叙事，没有表现出解放区农民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热爱新社会的高尚情操，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。“非议”虽是小范围传播，也使苏先生好一阵子不痛快。

       新中国首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，对《犁耙地》一诗却十分欣赏，认为朴实自然，形象生动，符合现阶段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，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。亲自操刀，对原诗的文字做了规范润色，把原本偏自由的句式调整韵律，将标题改为《三黑和土地》，使人物更突出，主题更加鲜明，而且还建议编入小学《语文》课本。1950年，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，他公开讲授这首诗，细致地拆解诗歌修辞、韵律、写作手法。

       《三黑和土地》得到叶先生的赞赏，又编入小学《语文》课本，一些人的“非议”瞬间鸦雀无声，苏先生很快从低谷里走了出来，诗的写作也随之出现新的高潮，《入伍》《鹁鸪鸟》两部诗集相继出版。

       对叶先生的“厚爱”和“提携”，苏先生刻在了骨髓里，除书信之外，他每次进京开会或出差，总要前去府上拜访，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，闻言叶先生失明，特派女儿去京探望，以表关心之意。

       通过对苏先生的几次单独访谈，我对他的出身背景、学历教育、人生道路、创作轨迹、价值取向、审美情趣和朋友圈子有了总体印象，回头再重读他的几本诗集，对他的诗作又有了新的认知和看法。随后，将几次拜访苏先生的情景和对他诗作的理解说给了刘济献先生。他说：苏先生是乡土派诗人的重要代表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，因被错划为“右派”的缘故，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寡闻鲜见，你有这么多的一手资料，不妨再深入一步，写出一篇有份量的论文来。

       从小学到大学，作文写的不少，说到学术论文却不曾染指过，好在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真的一板一眼地研究起了苏金伞的新诗。两个月后《论苏金伞的新诗创作》已成草稿，洋洋洒洒一万余字。经刘先生逐句逐段地修改后送苏先生审阅。他认真看了一遍说，我对他新诗创作三个阶段的划分符合实际，基本认可，而对他诗的艺术成就的概括表示满意。该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4期的《郑州大学学报》。

       1982年1月16日，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，对苏先生诗的研究仍没间断，1982年在《梁园》第3期发表了《新农村的颂歌》，这是读他新时期新作的感想片断。1986年在《殷都学刊》第4期发表了《时代的画卷，泥土的芳芳》，这是谈他诗歌艺术成就的。之后，因研究方向转向了郁达夫，也就和苏先生渐行渐远了。而他并没有将我相忘于江湖。1997年《苏金伞诗文集》出版，他特意嘱咐出版社的编辑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将赠书送给我，之后，他恐怕编辑们疏忽，又让女儿给我送了一本。至今我的书架上并列两本《苏金伞诗文集》。

       行文至此，不得不说说，当初一同拜访苏先生的两位师兄。

       岗领兄大学毕业后，先在故乡文学艺术界耕耘了几年，之后长期供职于郑州大学的《美与时代》杂志社，一如当年，诗之初心未改，诗情依然春意盎然，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前些日子，他还郑重向我推荐耿占坤写的《黄河传》，说这是一部大型史诗，以拟人化的手法，跳跃的意向，纵向的发展铺叙着黄河母亲传奇的历程。前无古人，后人也难以逾越，值得一读。

       徳富兄大学毕业后留校教古代文学，是同时代年轻人中第一批获得教授之称的，以后转向行政，官至正厅级的河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。策划、主编的《百年记忆——河南文史资料大系》，煌煌几十卷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青史上留着他的英名。（许凤才 2026年8月6日于纽约）